中央组织部并不神秘

中央组织部的职能

1921年7月3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设立了组织局、宣传局，组织局随后改建为中央组织部。93年来，中央组织部承担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任务，是党中央主管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的职能部门。组织部门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以下12项职能就说明这一点：

（一）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负责、研究和指导全党党组织建设；探索各类新的经济组织、社团中党组织的设置、活动方式；负责全党党员教育和党员管理工作，制定并落实全国发展党员的计划和措施，组织新时期党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二）研究并提出列入中央领导班子调整、配备的意见和建议；负责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建设；负责中央干部的宏观管理及考察、任免、调动、工资、待遇、退休审批手续；协助各级组织部办理对干部的考察、任免、调动、工资、待遇、退休报批手续；负责全国党委、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群众团体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管理、指导工作；承办县委、人大、政协、群团机关科级以下干部的考察、任免、调动、退休等手续。

（三）研究制定加强全国干部队伍建设的具体办法和意见；组织落实培养和选拔年轻干部、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后备干部的工作；承办县直机关下派干部的选派和管理工作。

（四）宏观指导并参与全国组织工作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制定或参与制定全国组织、干部人事工作的有关政策和法规；负责全国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的调查研究、检查督促，及时向县委反映重要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研究指导全国各级干部审查，落实政策工作；负责对干部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监督，受理并调查核实群众举报的领导干部方面的问题，督办和直接办理严重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和组织纪律的案件；管理党员、县管干部的申诉和来信来访。

（六）宏观管理干部教育工作，制定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组织干部和组织员进行培训；指导、检查、协调、督促各级干部教育工作，协助有关单位抓好党校的阵地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

（七）负责知识分子工作的指导、检查、协调、督促，与相关部门制定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政策措施，并实施有效管理。

（八）制定干部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考试测评工作计划；研究和制定公务员的招考录用办法，并负责做好考试测评的具体工作。

（九）指导离退休干部工作，做好老干部的管理工作；宏观指导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工作；负责做好干部和参照机关干部人事档案的管理和使用工作。

（十）负责指导并做好干部和党内的统计、分析及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工作。

（十一）检查督促各级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和组织生活的情况，总结介绍经验，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并向中央做出报告。

（十二）完成中央其他工作任务。   

中央组织部机构设置

  办公厅

  党建研究室 

         组织局

        干部监督局   

        干部教育局    

        干部调配局(一局)  

        党政与外事干部局(二局)

        经济与科技教育干部局(三局)   

        中央与国家机关干部局(四局)  

        企业干部局(五局)   

        老干部局 

        人才工作局    

        人事局   

        直属机关管理局  

        机关党委    

           党建读物出版社

  部机关招待所

延安时期的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是按照党的宗旨和组织原则建立的常设工作机构。延安时期党中央的工作机构经过不断地调整，中央组织部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充实，成为中央机关的重要部门之一。中央组织部的任务是管理党政军民学各类干部的调动与配备，各地党委的组织工作，各地人员来往的输送以及党员和干部的培训教育等。    

    1935年底到陕北时的中央组织部。党中央长征初到陕北时，随着中央机构名称的变动，中央组织部也作了相应的变动。长征开始前，中央组织部称为中央组织局，李维汉任主任。到陕北后，中共中央对外称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央组织部改称为中共西北中央局组织部，亦称为中央组织部，它和宣传部、白区工作部是中央机关的三个主要部门。

   初到陕北时的中央组织部，组织机构很精干，只有一个部长和两个科：干部科和组织科，部长李维汉，干部科科长郭滴人，组织科科长金维映，总共有几个人。1935年11月7日，中央组织部随中央机关一起进驻瓦窑堡。由于长征刚刚结束，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工作环境，组织部的日常工作开始正常运作。不久，中央组织部就发出了关于交纳党费的通知，决定从12月起每个党员每月交纳党费两个铜元。个别困难不能交纳者，经支部批准可以减少或免交。

瓦窑堡会议后，全党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开展工作。中央组织部的组织科参与瓦窑堡的工、农、商、学、妇各界建立抗日救国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干部科管理中央党校的招生和学员分配及其他干部的调配。1936年1月5日至9日，中央组织部在瓦窑堡召开了地方党的组织部长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陕北省委组织部长王达成，陕甘省委组织部长欧阳钦，三边特委组织部长慕生忠，关中特委组织部长张德生，神府特委组织部长张秀山，陕北苏区各县委的组织部长及部分区的组织部长和支部书记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了以下报告：①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②关于领导方式的报告；③关于支部工作的报告；④关于干部问题的报告；⑤关于发展党员与党员成份问题的报告。

在瓦窑堡，组织部长李维汉参加了纠正陕北错误肃反的工作。这是发生在1935年9、10月间的错误肃反事件。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五人党务委员会，负责查处肃反问题。李维汉是党务委员会成员之一，其他三人是红军保卫局长王首道、军委代表张云逸、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1935年11月底，由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平反会，为刘志丹等一大批被错误审查和处理的同志进行了平反。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宣布了党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同志的处分决定。陕北错误肃反的及时纠正，增强了西北党和红军的团结，为党中央奠基陕北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当时党中央还没有提出和清算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党务委员会在审查错误肃反时，主要着眼于尽快分清革命还是反革命，迅速释放刘志丹等被错捕的同志，因此在决定中有一些不妥当的提法引起了以后的争论。直至1983年党中央指定由李维汉等组成“五人小组”，会同原陕北、陕甘边有代表性的老干部进行座谈、研究，取得了一致意见，才结束了这场争论。    

1936年7月9日前后，中央组织部随中央机关移驻保安(今志丹县)。7月30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于白区工作部部长张浩要外出工作，西北白区工作由李维汉负责，组织部也就增加了对外联系和接待工作。如当年在西安与杨虎城、孙蔚如进行联络和争取工作的陕西省委的汪锋、孙作宾，就是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联系的。8月，在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进行秘密谈判的潘汉年回保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时，也是由中央组织部负责接待的。

1936年9月，为准备打宁夏、夺银川，中央决定成立定边工作委员会，由李维汉任工委书记。9月22日，李维汉离开保安，去了定边，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则由张闻天代管。10月，郭洪涛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主持部里工作。11月18日，干部科科长郭滴人因病在保安去逝，时年29岁。当时，《新中华》报还发表了悼念郭滴人的文章。不久，中央军委直属政治处主任乐少华，接任干部科科长职务。

                                                      从博古到陈云     

1937年1月，中央组织部由保安迁驻延安。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博古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长征到陕北后，博古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西安事变发生后，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事变和平解决后，于1937年2月7日(或8日)从云阳回到延安。

1937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举行。会上，博古作了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报告对过去苏区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进行了总结，指出在目前新的形势下，党的组织工作方法及组织形式要随着环境的变更而改变。经过大会四天的讨论和发言，与会代表认为：“博古同志报告有很大发展，都是很好的。”

1937年7月初，博古与周恩来、林伯渠离开延安，前往西安、庐山、南京等地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他们从西安到达上海的当天晚上，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中国的全面抗战开始了。8月，洛川会议后，周恩来去山西工作了近三个月，同国民党谈判的工作，即由博古、叶剑英在南京继续进行。此时，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实际上由副部长主持。

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郭洪涛，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后，调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副部长一职暂时空缺。7月，陕甘宁省撤销，改为庆环专员公署，原在陕甘宁省任党委书记的李富春调回延安。

    在博古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近一年间，组织部内部机构变动不大，但人员有出有进。组织科科长金维映去抗大担任女生队队长，原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部长王观澜接任科长(土地部于1937年2月并入国民经济部)。干部科科长乐少华去抗大学习，科长由王鹤寿接任。   

    1937年11月29日，陈云同王明、康生、曾山等一行10人，乘飞机回到延安。陈云是在长征途中红军夺取泸定桥后受中央派遣，经上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他在那里工作、学习了一年半时间，于1937年4月回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11月，调回中央工作。这时，王明、康生也从莫斯科回国，他们就一起乘飞机到了延安。   

    1937年12月，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云与王明、康生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还决定，博古参加新组成的长江局的工作，陈云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会后，陈云与博古办理了接交手续，就到中央组织部走马上任了。   

陈云主持下的中央组织部

从1937年12月到1944年3月，陈云在延安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达七年之久。在这七年中，组织部的人员、机构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的过程。办公地点也进行了数次搬迁。       

1937年至1938年间，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地点在延安城内，从鼓楼往北向右一拐，靠西山下边的一座“四合院”里(即今百货公司家属楼附近)，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城，一枚炸弹落在组织部的后山上，有几孔窑洞被埋在了土里，他们连夜搬迁到北郊小沟坪(即今延安教育学院北山下)。 

  从1938年到1941年，中央组织部的人员从十一二人增加到五六十人。正副部长下设有：秘书处、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交通工作科。秘书处主要负责部里的行政事务，管理往来文件，秘书长邓洁。1940年中央机关成立财经处，邓洁调任处长，秘书长则由武竞天接任。刘家栋、贾震先后任陈云的秘书。干部科负责干部的审查、使用、调配、培训和档案管理等，科长王鹤寿，科里最多时有二十多人，是部里第一大科。地方工作科即原组织科、但比组织科的职责范围有所扩大，负责指导全国各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及全国党组织和党员的统计工作，科长刘锡五。1939年9月刘锡五调任北方局任组织部长，由王德接任科长。陶铸、雍文涛到延安后也参加了地方工作科的工作。交通工作科是1938年底增设的，负责中央与各敌后根据地以及大后方的交通联系，接送来延安的党的重要干部，传递党内文件等，科长严达人，1939年后为王林。1940年交通工作科并入中央发行部，王林任副部长。   

    据王鹤寿生前留下的一份回忆名单，延安时期在干部科工作过的人员有：袁宝华、乐少华、王玉清、邱纯甫、王荣祥、华锦成、徐迈、夏之栩、童铣、朱光天、刘淇生、陈伯村、柳汶、连庆浦、施月琴。   

据袁宝华和刘家栋同志回忆，延安时期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过的人员还有：刘立清、王盛荣、石生潮、胡其谦、张洪涛、陈耕夫、张忍之、居众、苏生、黄耕夫、夏耘、肖琏、李华生、郝志伟、张子衡、陈坦、薛光军、韩文潮、高如松、刘鸣、胡嘉宾、苟肇基、韩增盛、张正文、纪钧、张秀岩等。

中央组织部还有一个代管单位，即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它是1933年9月在江西成立的，到延安后中央决定由组织部代管。它的职责一是解决党籍问题；二是对党员的处分问题。在延安，党务委员会负责人先是董必武(时称主任)，后为李维汉(时称书记)。1943年中央机构调整后，党务委员会改为中共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王若飞。    

    1941年秋，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地点由小沟坪搬迁到杨家岭，同中央宣传部住的窑洞紧挨在一起。这年冬天，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组织部机关率先实行了精简，只保留了一个干部科和代管的中央党务委员会，工作人员由原来的五、六十人减到十三人，成为中央机关精兵简政的模范单位。  

    陈云主管中央组织部时，他既抓了部机关的自身建设，又抓了全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工作，为组织工作如何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央组织部在陈云的倡导下，实行集体领导，建立了规范化的规章制度，既有分工负责，又必须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重大事情都须经部务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每星期六上午召开部务会议，会议由陈云、李富春主持，参加人员有秘书长和各科正副科长。部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则由有关科处分头办理。那时，陈云在部里是总的负责，李富春承担着常务工作。

在中央组织部的自身建设中，陈云非常重视干部的学习。我们在访问袁宝华和刘家栋同志时，他们都以浓厚的兴趣回忆了当年在延安读书学习时的情景。  

    刘家栋同志回忆说，陈云在部里领导组织的学习，从1938年六中全会后到1942年整风运动前，坚持了五年时间。他因工作的调动只学习了四年。那时，他除了自己参加学习，还负责通知开会讨论，了解学习进度，向部长汇报学习情况。学习从读原著开始，读的第一本书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等马列著作和《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毛泽东的著作。   

    袁宝华同志回忆说，他是1941年3月调组织部干部科工作的。第一天去学的就是《共产党宣言》。大家从头至尾，逐章逐段地读，然后请柯柏年辅导。读《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是由吴亮平辅导的，哲学是由和培元作辅导。那时除了学习政治、哲学方面的书籍外，还组织学习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部里有一个小读书室，有《鲁迅全集》、《万有文库》、古典名著等，就是由他负责管理供大家借阅。     

    在党的组织建设上，陈云从组织部的职责出发，刚上任不久，即在1938年3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组织部工作时，就向党中央提出了中央组织部工作要面向全国，不能只管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党政机关，要了解和掌握各敌后根据地和国统区、敌占区的党的组织工作；要理顺组织机构，使全党的组织系统，上下有序，形成畅通的网络。1938年底，中央组织部派地方工作科科长刘锡五和李华生，分别率领两个组织工作巡视团，到晋东南和晋察冀去巡视工作。经过近一年时间，巡视团检查了这两个地区的党建工作，了解了许多生动具体的典型材料，回延安后一一向部里作了汇报。与此同时，陈云还邀请下面的同志上来汇报工作。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决定从华北六个大区调人来延安汇报工作，他们中有大区的党委书记和地、县委书记，还有乡村的支部书记。陈云亲自会见，听取汇报，了解各区的抗战形势，敌我斗争，政权建设，组织工作，群众生活等情况。   

    如何发展壮大党的队伍，也是陈云要着重抓的工作。他接任组织部长时，我们党总共只有三万多党员，其中二万人在部队和陕甘宁边区，国统区和敌占区才有几千人，这同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伟大使命是极不适应的。1938年3月15日，他领导并参与了为党中央起草《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民族革命的新高潮，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领导与党的影响与威信的扩大与提高，大批的革命分子要求入党，这给了我们发展党以极端有利的条件。”“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我们党经过一段大发展之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某些地方党组织追求新党员的数量，搞发展党员的突击运动，影响了党员的质量。1939年8月25日，陈云又负责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坚持了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原则，纠正了盲目追求数字与采用突击方式的错误，采取边巩固边发展，以教育提高党员素质为主，形成了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的良性循环。至1940年7月，全党有党员80万人。   

    干部工作是组织部门的最主要的工作。陈云主管中央组织部时，正值抗日高潮兴起的时刻，一方面我们党急需各类人才，扩大我们的干部队伍；一方面广大的有志之士、爱国青年纷纷奔向延安，这就给组织部门的干部工作提出了艰巨的任务和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发展壮大党的干部队伍，陈云提出了“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的主张。那时，凡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大多由组织部根据需要和个人专长、历史情况进行分配，有的去抗大，有的到陕公，学工业的到自然科学院工作或学习，医生护士就分配到医院或医科大学，文化艺术人才多数去了鲁艺或其他文学艺术团体。由于当时急需干部，陈云采取了“热炒热卖”的办法，即经过干部学校或训练班的短期培训，三五个月毕业后，就分派到前方去工作。 

    陈云从党的历史经验和现状出发，把党的干部政策归纳为十二个字，即：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他说，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单枪匹马，革命是干不成功的。陈云对干部的管理要求也是很严格的。他说，对干部要实事求是，不能捧着、哄着，只说好的一方，不说缺点一面，甚至照顾情面，放松要求。不要以为这样做是爱护干部，其实恰恰相反，那只会害了干部。     

    在干部分配问题上，陈云一贯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当年，到女大学习的女青年，除少数是由西北局介绍去的外，绝大部分是中央组织部介绍去的。开始两期女大学员毕业后，都是按组织原则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后来，王明决定女大毕业的学员都由他直接分配，因为他是校长。对于这种不符合中央规定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行为，陈云同王明进行坚决斗争。对分配到社会部工作的干部，因工作的特殊需要，中央组织部都是挑选政治思想好，社会经验丰富和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当年任社会部长的康生，对介绍去的干部总是挑三拣四，去了七八个要退回三四个，理由是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被退回的干部思想情绪也受到很大影响。陈云认为这是“左”的思想对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的干挠。后来，他写信和派人同副部长李克农交换意见，李克农完全同意陈云的观点，表示今后要纠正这种“左”的思想和关门主义倾向。    

1943年3月，陈云因病住进枣园治疗休养，陈云在枣园休养期间，中央组织部的工作由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代管，干部科科长王鹤寿也经常从杨家岭骑马到枣园去汇报部里的工作。1944年3月，中央决定调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从此他离开了工作七年的中央组织部。

抗战胜利前后的中央组织部

    1944年3月5日，党中央决定彭真任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1945年8月23日任部长。  

    彭真是1941年5月从晋察冀回到延安的，这是他第三次到延安。第一次是1937年4月，出席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那时，彭真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会议前白区来的代表要合组一个团，他被选为白区代表团主席。第二次到延安，是1938年9月参加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结束后，于11月9日被任命为北方局晋察冀分局书记。1939年1月，晋察冀分局撤销，彭真任北方局书记，同聂荣臻一起领导晋察冀边区的建设和发展。第三次到延安，原是准备出席党的七大会议的，由于七大会期推迟，彭真就留在延安。在延安，他曾七次向中央政治局详细汇报晋察冀边区的工作，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彭真任中央党校教育长，领导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1943年3月，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   

    彭真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后，部机关于1944年又由杨家岭迁回小沟坪中央党校的北山下办公。那时，为了筹备党的七大，组织部调进了几个老同志，一是为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准备材料，一是编写烈士传，即《死难烈士英名录》。烈士传按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编为三个分册，收录有毛泽东、朱德写的题词和各省、地区死难烈士的简历。此外，还绘制了一批有关党组织的发展统计、抗战反攻形势等图表，供七大代表阅览。1945年6月17日，七大代表和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也是由中央组织部负责筹办的。    

    1944年是大反攻的一年，党中央作出了加强城市工作的决定。这年秋天，开始了向敌占区、国统区派遣干部的工作。彭真在调查研究了全国大城市和沦陷区的现状后，把延安可分配工作的同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派到平、津、沪等大城市去，加强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那时，他不断地找人谈话，听取汇报，每天工作到深夜，只睡四五个小时。曾任上海工委书记的刘晓，向彭真汇报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后，他在一些会上不止一次的肯定了上海党组织的工作经验。他说，我们的城市工作，也要研究战略战术，要象孙悟空那样，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搅得她不得安宁。到抗战胜利前，中央组织部从延安派到敌占区城镇工作的干部有一万多人。这些同志经过延安整风后，党性觉悟普遍得到提高，绝大多数都能自觉接受组织上的分配，只有七名干部不服从分配。彭真部长坚持组织原则，给予他们开除党籍的处分并通报延安各单位。  

    派大批干部去敌占区，中央组织部于1945年8月1日还专门发出了护送干部的通知。通知规定，为保证干部安全到达目的地，①分批出发。每队约五十人至一百人，由队长负责，服从各地所派护送人员的指挥；②分段负责。黄河以西由陕甘宁边区负责，黄河以东至同蒲路由晋绥边区负责，过同蒲路后由晋冀鲁豫边区负责；③交换手续。各地区设一负责交接干部的机关，干部到达后即发给在本区的介绍信、伙食补助费，按十人一匹驮骡抽调牲口或其他运输工具，护送人员及牲口在干部到下一接收机关时转回并要办交接手续。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并决定调两万干部，十万大军和一百个团的建制军队干部迅速进入东北。1945年9月16日，彭真、陈云、伍修权乘苏军飞机从延安出发，18日到达沈阳。同行的还有叶季壮、段子俊、莫春和等人。10月20日，张闻天、李富春、凯丰、李六如、杨秀峰、张令梦和高岗等，乘美军飞机从延安出发去东北。10月23日，林枫、陶铸、雷经天等率领的延安干部团经过数十天的行军也到达了沈阳。在那些日子里，中央组织部整天忙着向东北调配干部，办理党员调动的组织关系。如今延安革命纪念馆还收藏着一份当年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写给中央组织部的信。内容是介绍延安大学马培德到中组部办理去东北工作的225名党员的组织关系。那时，中央组织部也抽调了一些干部去东北，如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去东北后任中共东北局副秘书长。 

    1945年8月，党中央决定习仲勋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0月，高岗去东北后，习仲勋调任西北局书记，组织部副部长一职由安子文接任，并主持部务工作。这一时期，部内机构设有干部处、行政处、材料室和中央党务委员会秘书处。干部处处长(不详)，副处长廖志高；行政处处长栗再温，后为王甫，副处长戴元毅；材料室主任陶桓馥；党务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人夏之栩。  

    1947年3月，组织部随中央机关撤离延安。除廖志高等少数人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外，组织部大部分人员由安子文率领迁往中央工委驻地河北省平山县，开始了新的征程。